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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商票逾期背后的“水鬼”游戏与连环据

来源:供应链行业观察 发布时间:2022-07-25 14:03:44 阅读量: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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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票交所公布了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商票持续逾期名单。据克而瑞统计,存在商票持续逾期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数量从5月的1562个增至6月的1666个,占全部商票逾期企业的62.5%,房地产仍是商票违约的“重灾区”。


地产商票逾期背后的“水鬼”游戏与连环据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7月、8月,房企迎来年内第二波偿债高峰,在此背景下,隐形的商票兑付压力将更大。


  据克而瑞统计,从商票逾期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数量来看,TOP50梯队的20家逾期房企集团主体共涉及1115个项目公司发生商票逾期,占到票交所披露的所有逾期房地产项目公司的66.9%。TOP10、TOP11-30、TOP31-50梯队房企分别有233个、530个、352个项目公司发生商票逾期现象。


  截至2022年6月30日,在2667家持续逾期承兑人中,不同主体旗下子公司总量排名方面,融创、中南建设、世茂、阳光城、祥生、绿地、隆基泰和、建业、新力、融信、雅居乐等靠前。


  地产企业商票的违约,对上游供应商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产生了重大且致命的影响。


  小供此前曾撰文陈述票据的枷锁,商票作为标准化金融工具存在现实的“枷锁”,这些枷锁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或存在进一步改正或优化的空间。


  枷锁一:票据的可追索性,成为票据流转的枷锁


  2021年9月27日,一宗商票追索案原计划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开庭,因恒大商票逾期无法兑付,持票的票据中介选择起诉把票转手给他的供应商,追索钱款。虽然这宗案件涉及的票面金额只有20万元,却让一众恒大供应商如临大敌、坐立难安。


  “如果这家供应商输了,估计所有的票贩子都会效仿。之前贴现给银行、转手给票商的票都会被起诉追索,数额大到无法想象。这可能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这宗诉讼最终被延期开庭,但仍让众多供应商们忧虑不已。一位从恒大收到超过亿元商票的供应商表示:


  “我从没想过,给恒大输送的每一批货,换回来的商票,最终都会变成债务落在我的头上”。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连环追索的情况,是由于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第六十一条:“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汇票到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票人也可以行使追索权:(一)汇票被拒绝承兑的;(二)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的;(三)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或者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


  极端情况下,当一张商票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起诉商票上背书转让过的所有企业,追讨账款。被起诉的公司将面临基本账户将被冻结境况,无法交税和社保,这会导致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几乎全线瘫痪。


  小供认为票据对前一手的追索权,成为了票据流转的枷锁。特别是,供应商在以持有的票据进行质押融资时,极容易因为最终债务人的违约,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在这时,链条上具有相对优质信用的背书人,则成为了最终的付款人。


  当然,小供也注意到,这一追索特性,也成为部分金融机构设计产品的风控抓手之一。部分以商票质押为标的的产品中,持有人以持有的商票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如承兑人无法还款则,则金融机构有可能向融资人进行追索。


  特别是相对对比市场的数字化应收账款凭证而言,数字化应收账款可以通过反向保理实现应收账款的买断出表;对于票据而言,持票人在行使付款请求权遭承兑人拒绝后,可以向全体票据债务人包括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等行使追索权,因此对于上一手持票人来说,即使背书后仍有被后手追索的风险,不能完全实现出表,不如信单链灵活。


  二是,票据的信息公开披露特性,成为核心企业选择的枷锁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0〕第19号(规范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要求,金融机构办理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质押、保证等业务前,应当通过票据信息披露平台(以下简称披露平台)查询票据承兑信息,票据承兑信息不存在或者票面记载事项与承兑人披露的信息不一致的,金融机构不得办理贴现、质押、保证等业务,财务公司承兑汇票参照执行。上海票据交易所(以下简称票交所)定于2022年4月2日起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对未进行承兑信息披露的商业承兑汇票和财务公司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向金融机构申请质押、保证业务时进行系统控制。


  商票的披露制度虽然降低了商票流转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构建更健康的社会信用环境,但对承兑企业而言则有可能成为选择的负担。


  三是,票据的非普惠属性,成为银行投放的枷锁


  根据2021年银保监会下发《2021年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从2021年起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两增”监管考核口径中,剔除票据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相关数据,即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户数,均不含票据贴现及转贴现业务数据。


  对于银行机构来说,中小微企业的票据贴现业务并不能帮助行方完成“普惠”的任务和指标,反而供应链金融的信单链保理业务却成为了完成普惠任务的重要抓手。


  四是,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查,成为融资机构接受商票的枷锁


  根据2021年银保监会下发《2021年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从2021年起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两增”监管考核口径中,剔除票据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相关数据,即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户数,均不含票据贴现及转贴现业务数据。


  对于银行机构来说,中小微企业的票据贴现业务并不能帮助行方完成“普惠”的任务和指标,反而供应链金融的信单链保理业务却成为了完成普惠任务的重要抓手。


  虚开商业承兑汇票(无贸易背景)会导致空转套利和风险事件,因此对于贴现机构来说需要区别开贸易票和融资票,来把控贴现业务的风险。这里的贴现机构主要是银行和财务公司。


  对于银行来说,人民银行对于票据贴现中银行所负审查义务有着明确的规定:《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7〕216号)第十九条: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须提交贴现申请书,经其背书转让的未到期商业汇票,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


  《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九十二条: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第二,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3、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


  《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236号)第一条:办理的每笔票据贴现,必须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复印件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必要时,贴现银行要查验贴现申请人的增值税发票原件。对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贴现。


  《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一条: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申请办理贴现时,贴现申请人应向银行提供交易合同原件、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根据税收制度有关规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贴现行应按照支付结算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商业汇票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核。


  对于财务公司来说,银保监对财务公司审查票据业务的贸易背景也有着明确的规定:《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票据业务监管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133号)中明确提到:财务公司应严格审查票据业务贸易背景真实性,不得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或贸易背景不清的票据业务。


  由此可见,不管是银行还是财务公司,都要对票据贴现环节的贸易背景做严格把控,此处的贸易背景主要是指贸易合同和发票。对于一手票据,贴现机构能做到比较好的把控,但对于背书流转后的贴现业务,贴现机构可以对最后一手的贸易背景进行审核,但对于票据承兑的源头,则比较难做到监管和把控;另外,对于贸易背景一般需要进行人工审核,流程较长,效率也较低。因此贴现机构贸易背景的真实性的把控,从某程度来说也限制了票据的融资。


  去年9月经济观察网的一篇报道,很好地揭示了目前逾期地产商票中的供应商的状态。再次摘录供读者参考。



  以下报道来自经济观察网 | 记者:丁文婷


  2021年9月27日,一宗商票追索案原计划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开庭,因恒大商票逾期无法兑付,持票的票据中介选择起诉把票转手给他的供应商,追索钱款。


  虽然这宗案件涉及的票面金额只有20万元,却让一众恒大供应商如临大敌、坐立难安。“如果这家供应商输了,估计所有的票贩子都会效仿。之前贴现给银行、转手给票商的票都会被起诉追索,数额大到无法想象。这可能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这宗诉讼最终被延期开庭,但仍让众多供应商们忧虑不已。一位从恒大收到超过亿元商票的供应商表示:“我从没想过,给恒大输送的每一批货,换回来的商票,最终都会变成债务落在我的头上”。


  商票一般指商业承兑汇票,是由企业以自己名义签发,暂时代替现金或银行存款支付各种供应商的款项。房企的商票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被纳入央行监管,且它不会被计入有息负债,在“三道红线”下,成为许多房企融通资金、降低负债的一条“蹊径”。


  近年来,恒大商票规模在不断增大。根据恒大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恒大应付票据从2018年末的1387亿元,快速升至2020年末的2057亿元,均为一年内到期,主要为商业承兑汇票。


  据中达证券统计,恒大是全国商业承兑汇票签发量最高的公司,2020年商票余额已经超过其后16家地产企业的总和,排名第二的华润,应付票据仅为274亿元。


  2000多亿商票背后,是与恒大合作的无数大中小供应商,牵涉建筑、材料、家居、园林、广告等多个行业,这些商票流向了其上下游企业的每一环,上至总包单位、一级供应商,下至广告公司、日用百货店。


  而当任一张商票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起诉商票上背书转让过的所有企业,追讨账款。被起诉的公司将面临基本账户将被冻结境况,无法交税和社保,这会导致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几乎全线瘫痪。


  一位被超过10家上下游企业起诉的恒大供应商形容这番场景是一场水鬼游戏:大家都掉进了水里,只能通过互相起诉的方式,拉更多企业下水。“谁的账户上有钱就起诉谁。”昔日的合作方互相起诉,甚至有朋友反目,只为拿到钱。“不只是企业账户,只要名下有房子、车子、厂房,都可以查封”, “因为谁都想上岸啊”。


  而商票之外,更多的供应商们早以连环扣的形式,一步步与恒大进行深度捆绑。他们其中很多人既是恒大的商票持有者,也是是恒大财富的投资人、购房人,更有甚者,他们用自己企业的授信额度为恒大在银行贷款。当恒大的危机显露在方方面面,每一根链条上的每一家企业和个人都被拖入泥潭。


  商票局


  一家装饰公司的负责人饶洁清楚地记得,从去年(2021年)4月份开始,恒大的商票兑付开始变得十分缓慢,开始是十天半个月才兑,到后来,时间拖延至1-2月。“这之前,通常当天或隔天就到账了。”饶洁说。


  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郑恺也有类似的遭遇,从今年初开始,恒大商票开始出现逾期不付情况。那时,郑恺还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比如联系出票的公司,晚几天恒大也能给兑付。再后来,郑恺就跑去微博、头条等自媒体发帖,10分钟之内,也会有恒大品牌部的员工与郑恺联系,帮忙协调兑付。“但到7月下旬,任何方法都不管用了。”这时,郑恺手中恒大商票已经超过3000万元。


  不止郑恺,几乎所有的恒大供应商手中都或多或少囤积着恒大商票,因为要想和恒大合作,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多名供应商告诉经济观察报,恒大只给商票。


  一般来说,大部分企业账期过后是给现金。但恒大大约从2016年开始给商票,货款支付变为账期+商票的形式。供应商们介绍,恒大开出的货款商票部分会给5%的利息,有时候也不给,而供应商将票据转给票据中介,一般需要支付12-15个点的贴息。“相当于100万的票,转出去只能换回80多万现金”。


  在资金周转顺畅的情况下,大部分供应商都会持票在手,到期兑付,或支付给下游。只有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才会一张张兑给票据中介,换一些现金。“但是现在,在票据市场上,这些票可能两三折都没人要了。”饶洁说。


  不仅手中的商票可能遭受损失,更糟糕的情况在于,供应商们还面临着各种诉讼。根据票据法,只要所持商票是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和债务关系下合法取得的,持票人就可以向该票所有前手进行追索,任意一前手都需要承担票面金额100%的赔偿责任。


  这也意味着,供应商们经手流转出去每一张商票,无论是给票据中介或贸易伙伴,一旦无法兑付,都可能被起诉追索。不仅如此,每一张商票流转链条上的每家一企业,都面临着多起诉讼,这其中还涉及各种交叉诉讼。


  饶洁的公司从未与恒大有过直接的生意往来,但她手上仍有约1.2亿元的恒大商票,它们都来自恒大的总包商和分包商。饶洁的公司与许多混凝土企业、建材商有贸易往来,一些货款以商票形式给付。现在,饶洁起诉了自己的上游企业,自己的两家公司身上也挂了12起官司,起诉她的企业来自全国各地,既有上下游的贸易伙伴,也有从不认识的公司。


  郑恺的公司也从未与恒大直接合作,但他的客户都是恒大的大小供应商。郑恺手里3000多万的恒大商票中,有1000多万已经逾期。“公司到这个月底就要倒闭了,撑不下去,虽然说公司账上还有一点钱,但要留着打官司”。郑恺把办公室退了,合伙人们四散,仅留法律出身的郑恺来应对诉讼纠纷。


  连环扣


  将供应商们绑牢在恒大船上的,不仅是商票。


  8月初,和恒大合作了6年的苗木供应商老魏收到了一张银行催款通知书、一张律师函。贷款主体那一栏赫然写着老魏的名字,而这也这意味着,老魏需要归还广州农行和广州农发行两家银行共近1700万元的贷款。


  2018年,恒大园林集团联系好贷款渠道,带着老魏一起去银行提交了一些资料,用老魏企业的银行授信额度在两家银行分别贷了款,这些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一直都是恒大负责还。


  “不只是我。参与贷款的供应商少说有近百家。”老魏回忆,那时大家都争着配合恒大去银行贷款。因为在支付货款的方式上,恒大只给了两种选择:商票或银行贷出来的现金。


  如果选择商票,意味着半年账期后拿到一年期的商票,供应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会非常大,“所以那时供应商们都觉得能拿到银行渠道是很大的优惠。”老魏表示。但从2020年9月开始,老魏和一众供应商们接到通知——凡是从银行提到出来的钱,其中60%需要进行反投,即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否则就不给银行渠道了。老魏只得陆续购买了600多万元的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


  去年3月,要求进一步升级。老魏和一些供应商陆续被约到深圳,他们面临的共同处境是:每家供应商挂在恒大账面上的应付账款,要想开出商票,都必须购买一半金额以上的理财产品。“我当时挂在恒大账上的货款还有将近2000万,需要买一半的理财产品才能拿到商票。”老魏说,如果不接受,将被停止供货,账上的钱也只能一直挂着。


  为了能把挂在恒大账上的货款开出商票,老魏妥协了。“实在是没钱买,恒大就先给我开了一部分商票,我找票贩子贴现后,现金买了300万元的恒大理财产品。”剩下的“任务”,是老魏掏现金让别人帮忙完成的。“每买100万给别人15万元现金”。


  “几个当时没接受的供应商到现在连商票都没拿到。”老魏了解到,“但现在,这些好不容易拿到的商票也可能成为‘ 空头支票’。”


  同样被要求购买恒大财富理财的还有一家施工企业负责人林琳,她的企业和恒大合作已经超过五年。去年,为了能继续和恒大合作,她将自己唯一的房产抵押出去,换得70万元购买了恒大财富理财,“这笔贷款今年过年的时就要到期了”。


  眼下,林琳顾不得想房子的问题,手上500多万元的恒大商票和100多万元应付账款让林琳焦头烂额。作为一家劳务公司,这600多万元几乎全是300多名工人的工资。“过去拿到商票,我一般也会提前转出去,贴息换一些现金发给工人。但今年年中开始,票据中介市场不再收我的这些商票了。”几百万的商票“烂”在了账上。


  数百名被欠薪的工人每天要把林琳的电话打“爆”了,林琳说,电话那端,家家都有困难,让给钱。一些工人甚至要冲到曾经栽种过的小区中,将为恒大种的树木和花花草草都拔了。林琳拦下来,“我告诉他们我再想想办法,但我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林琳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去深圳——去恒大总部。


  同样孤注一掷的还有老魏,他算了一笔账,手上的恒大理财、商票、应收账款有2500万元左右,两家银行贷款加起来有1600多万元。被恒大欠债的同时,老魏也欠着更下游的供应商和朋友们1000多万元,且自己的房子、车子包括苗圃都进行了抵押贷款用于做生意,这些每个月都有一大笔利息支出。


  而一些人听到了恒大的消息,不等债务到期就来找老魏要债,希望先下手为强。“常常有人在公司门口堵我、在家门口等我,我确实是没办法正常生活了。”被方方面面“压得喘不过气”的老魏逃也似地跑去了深圳。


  同样“逃避”的还有饶洁,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六七波人来到她办公室,一天要接十几个电话。“既有向我要债的,也有恳求我不要起诉的”。她把房子、车子都挂出去后,购买了一张去深圳的车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饶洁、郑恺、林琳、老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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