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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金融风险特征及趋势

来源:周世锋 发布时间:2022-08-02 15:11:42 阅读量:999+

  01.


  后疫情时代,当然是指新冠疫情过去后的时代。


  目前来看,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断言疫情何时能够结束似乎为时尚早。但有两个判断,肯定是可以作出的:


  一是无论如何,新冠疫情总会过去。


  二是在新冠疫情消亡或者退化为流感类病毒后,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带上疫情时代的烙印。


  正如2003年非典疫情使网购(互联网零售)获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也很可能带来数字化(远程协同)办公的新趋势。


  因此,讨论后疫情时代的金融风险特征及趋势,首先要立足于新冠疫情时代,看新冠疫情对社会产生了哪些冲击,进而带来了什么样的金融风险;然后从中找出那些对社会经济长期和持续的冲击,这些长期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就是后疫情时代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


  当然,还有一类金融风险,与新冠疫情无关,但在当前存在、或者后疫情时代仍然可能存在。不过,这类金融风险不是这里的重点讨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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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有种观点认为,新冠疫情造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流、物流的暂停和紊乱,导致了生产端的供应链中断和消费端的需求不足,最终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


  不过,主流观点认为,全球经济进入宏观衰退的大周期,以及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进入瓶颈期,才是此轮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衰退的到来,成为此轮全球经济衰退的催化剂。


  比如说,国内房地产行业大型民企的“崩盘”、全球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等,看似与新冠疫情有些关系,但究其实质,早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上述现象就已经有迹有循。


  随着疫情的持续,基于国内和国外在抗疫上的战略区别,出现国内严防死守、国外放任自流的截然相反的局面,最终导致疫情对国内外经济的负面影响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表现为,国内,疫情对特定行业造成了重大的衰退型危机;国外,疫情持续轮动导致的人员反复感染造成了普遍性的生产效率降低。


  目前,尚无法评价国外放弃抗疫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这里也不对此作价值判断。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外其实已经进入了后疫情时代,即把新冠疫情视为流感类病毒的时代。但基于国内外抗疫战略的重大区别,当前国外的经历和经验,显然无法作为我们判断国内后疫情时代的参考和借鉴。


  以上,是要把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区分开,把中国和国外区分开,防止张冠李戴,以此来准确定义新冠疫情带来的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冲击。


  03.


  回到新冠疫情本身,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最主要冲击,主要就是防疫政策对人与人之间密集接触行业的“冰冻”式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管制惯性。


  餐饮、旅游、交通运输行业等服务业,因其人与人之间的密集接触特征,成为国内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


  而服务业,又恰恰是小微企业和从业人员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大类行业。而且,越是依赖人流、客流的传统服务业态,受到疫情的影响越为严重。


  疫情仅持续了两年多,就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和深重的打击,行业内大量小微企业消失;而随着疫情的反复,一些新出现的小微企业刚出现就面临倒闭的危机。


  由于行业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小微企业的分散性,服务行业的大规模衰退产生的金融风险,当前来看仍然是完全可控的。


  但往后看,在后疫情时代,传统服务业还能否“东山再起”?


  当前,每次疫情稍缓,当社会公众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尚未出现,新一轮的疫情就又把服务业的小微企业淘汰了一轮,而社会公众的消费习惯和思维惯性就会再次接受一次“颠覆”。


  那么,如果疫情再持续数年,中国人热衷于上馆子、逛商场、赶集市的社会习惯,是否就一定不会被替代?比如使用VR实现虚拟逛商场等。


  特别是在中国人口规模面临收缩的大背景下,传统服务业可能再也回不到疫情以前的水平。


  那么,面向国内传统服务业的信贷敞口,不论在疫情期间,还是在疫情后时代,显然都面临着潜在的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


  特别是金融风险的滞后性特征,以及疫情期间“应贷尽贷、应延尽延”等监管要求可能在疫情后消退的影响,这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很可能在疫情后时代出现风险暴露。不过,因为服务业的信贷敞口小额分散的特征,可能不会让银行业伤筋动骨,但也会让银行业难过好几年。


  应对策略则知易行难,不外乎:新增信贷投放向现代服务业等新业态倾斜、优化服务业信贷资产,同时加强传统服务业存量信贷的贷后管理、优选客户。


  04.


  新冠疫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另一大冲击,就是数字化社会进程加速带来的风险。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各行各业、包括金融业,都在加速推进业务数字化,通过降低人与人面对面接触的方式,来防范疫情和规避防疫措施,保障业务的正常开展。


  也就是说,新冠疫情极大地加速了数字化社会的进程,把原来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看到的趋势,在疫情期间仅用短短两三年就表现了出来。


  但是,数字化显然是一种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显著的业务模式。数字化可以使头部企业跨越线下渠道的诸多阻碍(如物理距离、客户关系等),非常便利的触达到目标客户。因此,数字化会导致头部企业市场份额的集中,使企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新冠疫情期间,客户受疫情影响,应用数字化的需求和能力双双大幅提升。此时,大型金融机构在数字化上既抢占了先机,又能够投入海量资源,从而在线上也树立了极大的竞争优势。再叠加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中小金融机构“踩雷”(指金融机构的大型客户出现不能还款的情况)或“爆雷”(指金融机构自身出现影响稳定经营的重大不利事件)事件频出的影响,使得客户出现了从中小机构向大型金融机构的“回流”,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占有率一举扭转颓势,出现了持续提升的势头。


  这一趋势背后,可能蕴藏着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生存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这一系统性风险,既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因数字化投入不足、数字化人才支撑不到位、数字化发展路径偏差等原因,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操作风险;也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严重滞后,落后于客户需求的变化,业务规模不断萎缩、经营愈发困难的系统性风险。


  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随着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加速数字化,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上述系统性风险几乎是必然的。


  对此,中小金融机构要么进行大刀阔斧的数字化转型,力争赶上业务数字化这班时代列车,至少做到“人优我特”;要么就是做小而精、小而美的“社区型银行”,深耕某个小区域,通过紧密的客户关系形成稳定的客群基本盘。


  05.


  从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来看,可以断言,新冠疫情不会改变中国长期向好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从这一点来说,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大概率与新冠疫情无关。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仍然是三大样:房地产行业带来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去杠杆带来的金融风险。


  在后疫情时代,上述风险能否已经得到实质性化解,仍然是未知之数。


  与上述金融风险相比,新冠疫情带来的当前金融风险、以及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延续的金融风险,在严重程度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当然,这不是说新冠疫情带来的金融风险可以视而不见。


  应对后疫情时代新冠疫情带来的主要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唯有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方能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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